早在多年前就知道“自然之友”这个名字，所以一看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自然之友”五周年文集——《为无告的大自然》，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这本书记录了“自然之友”从筹备到1999年的六年中走过的风雨路程，反映了中国普通百姓发自内心的绿色心声，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中国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阅读书中的故事，我被深深地感动了。适逢今年3月份是“自然之友”成立六周年，记者“趁”此时机采访了“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教授，也算了了本人对“自然之友”的一份敬重之情。
绿色哲学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是把无限增长变为自我控制，把感官享乐转向审美追求，变征服自然为顺应自然。
——“自然之友”会员王力雄
1993年6月5日，正是当年的“世界环境日”，在北京郊外一座荒废的古塔下，一群知识分子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展了一次讨论，探讨中国环境现状和普通公民可以为环保做什么的问题。这是一次没有名称，没有明确的主持人，甚至没有正式会场的集会。几年后，人们依那座公园的名字将这次会议称为“玲珑园聚会”。
就在第二年三月，由“玲珑园聚会”参加者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书院”经过近一年的艰难申请宣告成立。这个组织就是后来被称为“自然之友”的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它人员不多，财力不足，似乎很难有大的作为。然而，就是它，近年来却越来越成为中国环保事业的一面旗帜。
当今世界，随着各国在互相竞争的巨大压力下发展经济，环境破坏也愈演愈烈了。对于加速追赶世界经济浪潮的中国，环境恶化的速度尤其惊人。几个世纪以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仍在50％左右，到20世纪中叶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到13％，但我国却是出口一次性筷子的大国，全国每年生产一次性筷子耗材130万立方米，减少森林蓄积200万立方米；50年代，北京的水井在地表下约5米处就能打出水来，现在北京4万口井平均深达49米，地下水资源已近枯竭；在参加全球环境监测网大气环境质量考核的全球35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沈阳等五个城市均名列榜末……可以说，这样的环境状况已经把中国和她的人民逼到了悬崖边上，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正是这种令人忧虑的状况激起了一群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从诫、杨东平、王力雄……这些研究历史的、研究教育的，各个领域的学者研究起了环境问题，并最终因为共同的忧虑走到了一块。
梁从诫是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孙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原本是一名搞历史研究的学者。虽然钻研的学问与父辈有所不同，但那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的忧患意识，他却是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投身环保事业，在我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原因。环境在破坏，我们不能只是抱怨，而是要自己做点什么。这就是导致‘自然之友’成立的动因。”梁从诫说。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组织。尽管其中不乏大学者，政府官员，还有环保、林业等系统的工作人员，但更多的是普通人：工人、老师、学生、家庭妇女，甚至没有职业的人……
他们所做也主要是一些平凡的小事。
走进“自然之友”的办公室，他们会坦然甚至光荣地告诉你，这把椅子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这个书架是别人废弃的，那台传真机是别的公司淘汰的……
他们使用的名片是用印刷厂作废的纸的背面印刷的，给申请入会者的介绍材料和给会员的信件也是废纸的再利用……
“自然之友”有一名会员是卖水产的小贩，每次收摊之际，他都要把身边的垃圾捡干净，以免让臭鱼烂虾带来污染，他讲不出环保的大道理，然而他的行动却证明了他是一个环保英雄。梁从诫会长洗衣服时要把漂清用的水用塑料桶收集起来，洗菜、淘米的水也收集起来，留作以后拖地、冲马桶之用。他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洗澡水由于是淋浴，不好收集，利用不上，真的很心疼。
少用一把一次性筷子，少浪费一页纸，少制造一份垃圾……“自然之友”会员就从这里开始了对环保事业的支持。
“我在会内提出两句话：一不唱绿色高调，二不当绿色救世主。环保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喊口号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我的看法。”梁从诫说。
然而，环境破坏的状况令人揪心、痛苦，甚至悲观失望。越来越多的森林在遭到毁坏，越来越多的良田变作了沙漠，越来越多的物种被列入濒危的黑名单……谁又能不急不躁呢？“自然之友”认为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呼唤人们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它在章程中确定其宗旨为公众环境教育。成立6年来，它举行了约30次由专家主讲的“绿色讲座”，会员应邀到各学校、团体作报告或讲课百余次，多次组织中小学环保（冬）夏令营及“大学生绿色营”等活动，参与了多种环保主题的出版物，等等。此外，“自然之友”还积极关注并参与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曾就治山和治水的关系、首钢搬迁、城镇消费野生动物等问题通过全国政协渠道向政府提出相应建议，并通过传媒很好地宣传了“自然之友”的环保主张。最令“自然之友”的会员们自豪和欣慰的是，他们的工作曾经直接保护了许多的生命，保护了原始森林，保护了濒危动物……
在云南西北地区，在滇、川、藏和邻国缅甸之间，保存着一片独特的原始森林群落，并成为世界级珍稀动物——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然而，1995年，当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竟决定在这里砍伐一百多平方公里原始森林。消息传开，当地一个视金丝猴的生命为自己生命的环保主义者愤怒了。
这就是后来成为“自然之友”会员的奚志农。
他开始为金丝猴的命运上下奔走，泣血呼吁，却毫无结果。地方甚至说：“我们工资都发不出了。谁想阻止谁给我们钱。”
奚志农伤透了心，气急败坏地大骂道：“你吃完这片森林，就剩下那自然保护区了，是不是又吃自然保护区？吃完保护区，还吃什么？这种‘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事，难道还应该允许它继续发生吗？”
1995年秋，“自然之友”根据奚志农提供的情况，开始关注德钦县砍伐原始森林问题。12月，“自然之友”通过会内传媒界朋友向社会报道了事实，并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获得了姜春云副总理肯定的批示。奚志农本人的呼吁信转给国务院环境委员会宋健主任也得到了肯定的批示。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云南省德钦县不得不宣布停止对天然林的采伐，并因此获得了上级给予的巨额财政补偿。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8年，人们竟发现那里的采伐实际上从未真正停止过。“自然之友”成员将这一情况向中央电视台通报后，记者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并于1998年8月2日在“焦点访谈”节目中以“补贴到手，斧锯出手”为题曝光，这才使问题有了新的转机。
森林无言，树木无言，飞鸟无言。也许“自然之友”就是它们的喉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声音。这是一种绝望的声音吗？是。这是一种希望的声音吗？也是。
“自然之友”另一项广为人知的行动是对保护藏羚羊的支持。藏羚羊是我国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的羊绒可以织成披肩，其价值比同等重量的黄金和铂金还贵，正是这非比寻常的价格勾起了人类的贪欲，为藏羚羊带来了灾难。60年代，这里的野生动物群的壮观程度丝毫不亚于非洲大草原，成群的藏羚羊、野牦牛奔跑起来烟尘遮天蔽日。然而盗猎分子利欲熏心，异常残忍，“它们”经常开着车追杀藏羚羊，有时一次就能屠杀数百只。近年来，藏羚羊已经从几十万只减少到了几万只，成了真正的濒危物种。
人性中当然也不尽是丑恶。藏羚羊生活的可可西里除了贪婪之徒外，还有一支正义之师——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即著名的“野牦牛队”。“野牦牛队”浴血奋战，极大地打击了盗猎者的嚣张气焰，保护了藏羚羊没有以更快的速度走向灭绝。“野牦牛队”前两任书记先后喋血雪原，整支队伍也面临着生存困境，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自然之友”加强了对“野牦牛队”的支持。1999年2月赠“野牦牛队”作好警车标志的巡逻车；1999年4月，梁从诫就保护藏羚羊问题给国家林业局的报告促成了打击盗猎者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5月，“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负责人一道，前往青海看望了“野牦牛队”。目前国内外无论是政府、传媒还是公众对藏羚羊和“野牦牛队”的关注和了解，都与“自然之友”有关。
用生命和鲜血来保护珍贵动物的英雄们本该受到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爱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野牦牛队”近年来竟处处受到冷遇、排挤、压制甚至诬陷。“自然之友”的支持，舆论的宣传，使“野牦牛队”名气越来越大，但却让有些人感到不舒服、眼红甚至愤恨。1999年，“野牦牛队”差点被解散。又是”自然之友”联合17位采访过“野牦牛队”的记者上书中央领导，才挽救了“野牦牛队”。
就在今年2月20日，“自然之友”收到“野牦牛队”从“前线”打来的电话，通报了“野牦牛队”的最新战果——他们又缴获了800多张藏羚羊皮。“800多张，那可是800多条生命啊！”梁从诫声音中饱含着凄凉。
在中国，或许环境保护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一件事。
要摆脱贫穷，发展经济，牺牲环境只不过是一点点代价，有什么了不起呢？
为了北京市大气、水源等的污染不至于进一步恶化，“自然之友”曾呼吁首钢不要在市区继续扩建，而且最好搬迁。这个呼吁自然得不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为了保护张家界的独特的自然景观，“自然之友”曾经反对飞机钻张家界“天门洞”，结果也是没有任何效果。
……
没有结果！没有结果！这无情的事实刺痛着梁从诫的心。从他的脸上，很难读到轻松，却轻易就能分辨出沉重。
“你对环境保护的前途有信心吗？”记者问。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环境问题，就是有希望的。但如果大家都不关心，都无所谓，也不努力去做，那就一定是没有希望的。”梁从诫答道。
在平凡的生活中，“自然之友”的会员默默地实践着他们心底的绿色誓言。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地球环境的珍贵，人类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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